浏览网页，看到了这样两个东东，转了过来，也让有兴趣者看看，他们眼中的文革，或者是他们研究后的文革！
那天中午我在纪实频道上看到了因上柴联司案被关进第一看守所的别文淦在回忆往事，他曾在狱中和林风眠成了牢友。但他说的一段回忆让我不以为然，由此可知所谓的亲历者未必说的是事实。他说“1968年时的上海，社会上每星期五都枪毙人”，我也算是文革亲历者，也在革命中混过，但从未在上海听说每星期五都枪毙人的事，不知他所指的是哪一个月？枪毙的是哪些人？
以这些人的口述来当史料研究文革，文革是个什么样呢？先看了下面东东再说∶
武斗进入文学艺术领域，应该归类为特别重大政治历史题材。而如果要进行描写的话，当然就必须遵循革命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才能挖掘出包含在里面的深刻的思想意义。这是不言而喻的。目前的关键在于，首先要确立好大前提。即武斗本身能不能作为我们笔下的人物、情节、环境等诸要素，来收集研究升华运作生产，从而形成作品。有关这个问题，涉及面很广泛。颇为错综复杂。是要下功夫进行探讨才能有个比较清楚的眉目的。
所以，我们首先应该重温相关的理论。邓小平同志曾经指出：“毛主席在去世前一两年讲过，文化大革命有两个错误，一个是‘打倒一切’，一个是‘全面内战’。”在根本上定下文化大革命的整个指导思想错了的基调。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也作出了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英明决议、战略方针和各项政策。而党的十二大则把毛泽东的伟大功绩与他晚年所犯的错误，作了科学的分割。凸显出思想解放的严肃性深刻性科学性。
因此应该这么认定，武斗是最为严酷的问题。乃重中之重。成为“打倒一切”的继续、扩大和恶化。其内涵本质和外在形式都非常特殊。确实是文化大革命不同于建国所开始的历次政治运动的关键之所在。而无数次大小不等的武斗直接间接附带导致伤亡的人数何止成千上万。灾难空前绝后。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武斗原因来自党内搞文革的与反文革的互不相让。换句话说，材料很多，事实确凿，道理清楚，表明毛主席发动文化大革命，意在使铁打江山千秋万代永不变色。而毫无疑问的是，铁打江山必须由党中央集体领导所掌管。但到后来绝大多数成员，刘少奇、邓小平、朱德、陈云、李先念等，因为见解观点思想路线不同，几乎同时遭受厄运。即所有的党政军领导干部统统都被打倒。他们感同身受着莫大的冤屈苦处。思想深处当然会有极大的变化。萌生出反感文革的情绪。又被彻底地剥夺了政治权利。甚至连倾向他们者也在所难免。像北京地区由烈士、高干、军干子弟所形成的“联动”势力，把矛头直指过中央文革小组，但很快就被镇压了下去。由此可见，保皇保皇，保的并不是毛主席。相对而言，造反造反，反的也绝非毛主席。而是在本质上，双方都从“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出发，开始对立矛盾摩擦。这里拼命维护，那边死力迫害。于是怒目相向。轻点徒手空拳，重则动刀用枪。并最终导致爆发战争。所以泛泛地认为都是喊着保卫毛主席的口号进行厮杀，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是不存在的。如果确实也曾出现过，那只能作为假象来看待。即一方面知道要想保权，毛主席会不高兴，那就虚张声势，做做表面文章，掩盖真实意图。而另方面则清楚图谋夺权，须响应最高召唤，又显示忠心耿耿，拉虎皮作大旗，方可肥满私囊。
武斗轰然出世方兴未艾。在神州大地上横冲直撞。前后可以分为3个阶段。最初，是中央文革小组直接地搀和捣鼓作孽。造反派明显得势。致使像武汉军区司令员陈再道统领的保守派都只好吃瘪。其次，以毛主席召见北京地区的红卫兵头头为标志，批评刀枪相见很不好。后来双方步入势均力敌的状态。再者，党中央出面切实地解决相关的问题。保守派得以趁机占据了上风。举例来说，广西的造反派很快就被杀得全线溃退。难再恢复元气。以此推而广之，进行参照比较，就能知道各地的总体情况大概是个什么样子了。
许多与武斗相关的东西，如果作为材料来写是未尝不可的。毕竟也确确实实存在过。是无法割舍的陈年老账。但如何叙述，且怎样评价，归根结底牵涉到能否问世，还只得服从于出版政策。而欲图谋进步发展，追求更深层次开掘，即把它们变成为文学艺术作品，那就难上加难了。因为情况很明显，如果描写造反派得势，那等于肯定文化大革命。是无论如何都行不通。没有什么方面会接受领情默认。反之表现保守派胜利吧，又只能揭示出文化大革命太差劲。且过眼烟云将会变得更加复杂。应该予以回避。这样就只好来个折衷。使双方旗鼓相当。再打上平分秋色。却仍然是行不通。一方面违背客观，一方面无甚可读。
然而我们知道，事物的生成演变发展总是共性中包含着个性。特殊的地方始终存在着。因此必须强调指出，在万千个相关的案子中，唯独“四人帮”血腥镇压上柴联司的英勇反抗，是可以全面展开详细叙述深刻揭示的。道理就在于这一事件进入了司法审判的程序。实属绝无仅有。叫人刮目相看。且在当时火候，彭真代表中央，对参加审讯的工作人员作出了指示：只究犯罪事实，不谈路线斗争。目的为非常直接。针对性极其明确。就是要把所谓的糊涂的难说的派性观念剔除干净。不再纠缠在细微的反复的长久的闹腾上面。从而实实在在地把它列为“四人帮”篡党夺权最强有力的罪证之一。从此往后，对该段历史的定性开始官方化法律化公开化。在中央文件、最高院档案、公安部网站、上海市志、杨浦区志等里面，都有客观公正详细的记载。许多媒体也作过相应的报道传播。所以不言而喻，此次大武斗已经进入正册。人们可以把它变成为自己写作的记录在案的可以遵循的纯粹正面的法律依据。
命题由此可以确定下来。就要在理论上加强推敲研究。真乃不看难知道，熟虑以后惊反思，实事求是出真知。科学把此次较量的本质，提升到了上海的党组织和人民群众奋起抗争“四人帮”的高度上。具体表现为，使用无可置疑的逻辑运行规律，来严密地求证结论是如何成立的。
第一，矛盾双方的来路处所最能表现出冲突的起因症结之所在。即内含如何排列组合决定事物固有属性走向。换句话说，江青是中央文革小组第一副组长、代理组长，张春桥是中央文革小组副组长，姚文元是中央文革小组组员，王洪文是上海市革会副主任（兼工总司司令）。真乃个个春风得意。再看看他们的所谓的对头劲敌：联司的负责人杨仲池是柴油机厂的技术员，支联总站的负责人汤福坤（“全向东”）为交大的助教，另一负责人陈卜昌在汽车配件厂当车间主任。社会地位低下，没有什么影响。哪可呼风唤雨，何以形成气候。由此推导，足以洞穿。双方在政治背景权势掌控力量调配等方面，有着无比巨大的差别。因此从任何角度来论，一边不可能无奈到必须“下就低配”，另面也没什么野心定要“攀龙附凤”。从而都试图达到旗鼓相当的境地，才能够公开冲突，搞帮派倾轧行恶。那么关于所谓的在派性上斗法的说道，也就完全站不住脚跟了。
而且就是在此地，很值得旧况重提，同类事似曾相见。那就是1626年3月，因周顺昌的被捕而引发，以颜佩韦为首的苏州市民奋然挺身，英勇反抗。最后遭致阉党的血腥镇压。直到崇祯皇帝即位，罢黜了魏忠贤之流，才使正义得到了伸张。所以，从形式、性质到趋势、发展来看，历史和现实重合的地方太多太多。如此进行归纳，是把确凿材料，投进纵向延续，开拓视野认识。
第二，道理已经清楚。仍然未可打住。人们还是要问，“四人帮”到底怎样仇视联司的呢？答案也同样铁证如山。可以从事前事中事后，张春桥所发表的相关的谈话里面去寻找。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会议、接见造反群众代表、工总司头头碰面等场合，十几次讲到联司的问题。极其疯狂地诅骂联司是上海地区藏污纳垢的总垃圾场。既同社会上的地富反坏右勾结，又与国际上帝修反沆瀣通气。还有一根黑线从厂党委连接到八机部，以至更上面。并且胆敢将矛头直指新生的革命委员会。作梗为敌对抗，非常嚣张猖狂。张春桥就这样反反复复，而且是无休无止，完全跳到了前台。声嘶力竭，唾沫飞溅。为彻底摆平联司，大造舆论，寻找根据，作出解释，加以发挥。里面包藏的深刻的肮脏的内容是非常需要揭露抖开曝光的。
第三，最实质的问题就是“四人帮”的根本利益已经同上海拴在一起。先说江青，喜欢演戏拍片，在上海走红运。但多次婚姻同居，劣迹见诸于媒体，又使她声名狼藉。到1966年10月，揭宣批再掀高潮。着实使风头正健的她恨之入骨。便咬牙切齿地采取寻找搜查毁灭相关资料的行动。还曾受林彪的委托，在上海召开过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揭开了十年动乱的序幕，并获得文革“旗手”的称号。而几乎也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化名狄克，同鲁迅穷打笔仗的张春桥，在酷风恶浪过后，封为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会第一主任。姚文元则紧随其后，名列次席。抱着这么大的仕途资本，他们是看作比自己的身价性命还要宝贵百倍。至于王洪文哪更是不用提了。靠着打砸抢，从个流里流气的保卫科科员，一下子坐到了副部级的交椅。都是发迹者。均为暴发户。已经占尽了便宜。所以绝对不会允许有任何力量再来动摇损害破坏。此乃铁板钉钉定死了的事情。因此谁如果不识相，他们就会挥舞钉耙，倒打反坌乱砍狠杀。绝对叫谁有来无回。否则他们怎么能够“稳住上海，搞乱全国，乱中夺权”？
也偏偏就在这个时候，代表着广大干部和普通群众，联司高呼呐喊，猛敲黄钟大吕，使上海地区有了直接的鲜明的强烈的反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声音。揭露江青的个人隐私、政治野心和阴谋危害，派生出种种小道消息，蔓延流传在大街小巷。炮打张春桥，批判姚文元，力度之大，气势强劲，逼迫他们气急败坏到只能动用军队来对付弹压。王洪文因为仅仅靠了造反起家，所以大受蔑视轻侮挑衅，被攻击至焦头烂额。而最叫“四人帮”大为痛心疾首、有了末日感觉、如临海啸地震、神志颠倒发疯的是，对“安亭事件”、“康平路事件”、“一月革命”等系列问题，或者要求再行评估，甚至开展彻底否定。重炮轰击，日益频繁。不依不饶，揪住难放。
“四人帮”当然不客气，再三露出狰狞面目，多次施加高压手段，进行全面打击清剿。联司方面怎肯买账。干部群众众志成城，对抗反攻更加厉害。致使“四人帮”在腹心地带的统治摇摇欲坠，岌岌可危。
第四，情形的发展就是这样，渐渐地集中到了一个焦点，即如何看待市革会的新生性合法性权威性。双方意见相左得实在太厉害。“四人帮”通过发文章搞宣传造舆论，狂妄地叫嚣，是十月革命再现，乃巴黎公社重生。暗自庆幸为进一步实现政治野心打下了扎实的基础。而联司则高奏出“上海必须第二次大乱”的主旋律。召唤人民，奋起抗衡，进行斗争。以牙还牙，重新争抢，完璧归赵。冲突开始白热化。人们掀翻市革会的宣传车并且放火焚烧。开进上柴厂的市革会工作组被赶走。全向东带队包围市革会大楼呼喊“张姚王徐滚出来”。各方面还联系近郊农民其他团体外地人马准备对付市革会新阴谋。
眼看着一次次的镇压都不能成功，“四人帮”便倾巢出动。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慌慌忙忙地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两天后，张春桥遂从北京赶回上海，坐镇在兴国路宾馆直接进行指挥（不同于攻打赤卫队时是在北京遥控操纵的）。姚文元组织报道工作。因此也就有了后来的现场实况电视直播。王洪文则先于7月31日，设法逮捕了出席全市支联站会议的成员数十人。又在8月3日带领几十万乌合之众形成合围。8月4日一早使用各种器械，发动猛攻滥击。最终使这场人民的起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死18人，伤983人，致残121人，拘押663人。而“四人帮”却为此弹冠相庆。因为再也没有什么异己的声音了。整个上海只好沉默下来矣。
以上所述，事实确凿，条理清晰，概况全面，深刻透彻。但仍然意犹未尽。还有些背景材料是必须罗列出来的。目的在于揭示出事件鲜为人知的侧翼。弄清楚来龙去脉。
因为早就有所传闻，联司等群众团体的幕后领导者是已经被整垮了的市委、市人委。在相互关系、实际指挥和重大信息等方面仍旧保持着精神联络。甚至依然施行松散的上下级体制。而更深层次的意思还在于“二月逆流”后，叶剑英、徐向前、谭震林、陈毅、李先念、聂荣臻等老革命家同“四人帮”的斗争并没有停止下来。他们试图开辟出京城以外的战场。所以支持上海市委、市人委，从理论上组织上实际上鼓动人们奋起反抗“四人帮”。这就是联司等组织之所以如此牛气冲天、异常英勇顽强、绝对斗争到底的根本来源。以致联司方面接到了报告，说是毛主席已经来到沪地。但知道激战无法避免。因此鏖兵火拼打斗时分，联司战士们反复叫喊着“工人不打工人”的口号。奉劝乌合之众们不要充当“四人帮”的炮灰。试图减轻冲突流血伤亡的程度。毛主席可能从中得到什么启发，提出了“在工人阶级内部，没有必要分裂成势不两立的两大派组织”的理论。后来“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消息还未公布于世，在南京路等闹市区，就已经出现署名联司的“我们期盼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类型的大幅标语。且时间不长，愤怒的联司余部剩众再也按捺不住积怨宿恨，狠狠地冲砸了张春桥的家。而联司负责人杨仲池因为立有功劳，不但得到了英雄凯旋式的平反，还被提拔到机械部当上司长。足以可见联司的确是很有支持援助导向背景线路靠山的。曾经代表着先进的社会力量、政治思潮和历史方向。
就这样，用事实作依据，以法律为准绳，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经过长时间的思考研究推理，我们得出了正确的结论：上海是“四人帮”的滋生地。然而，上海的党组织、基层干部和普通群众同“四人帮”作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1967年夏季，上柴联司高举着党旗和国旗，浴血抗击文攻武卫的野火狼烟。打响了把“四人帮”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前哨战。事件影响深远。应该永载青史。煌煌流芳百世。由此推而广之，肯定理所当然，完全能够正大光明地走进文学艺术领域。
我们还认识到，这一武斗题材的构成贯穿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突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灵魂。既表现了生活的本质，指出了前进的趋势，体现了哲理的深度；还歌颂了人民的理想——都希冀文化大革命快点停下来。以便搞好生产生活生存，努力发展科学技术教育，切实增强国防国力国威。能够慢慢地过上有吃有穿有住有行的好日子。从而开启了当代文学艺术中特别重大政治历史题材的先河。使创作不再停留在揭露层次，即所谓的“伤痕”范围，仅仅表现亿万干部群众怎样深受迫害。而是事繁任重，转折到党如何领导人民，从二月逆流、天安门事件，到粉碎“四人帮”，及张志新、林昭、宋岚、周千俭、钱西平、王世明等个人，怎样英勇奋起抵制。把“四人帮”塑造成邪乎血腥的恶魔。以便更深刻地揭露“四人帮”篡党夺权的罪行。提升到讴歌冲突成效的高度上。作为某类出口通道，起到疏浚宣泄功能。以形成涵盖认识和实践的“抗衡”趋势。完全符合“三个代表”中倡导先进文化的思想。无疑具有着巨大的时代进步意义。
（徐均赛）[近代风云]踏平联司
作者：caidanzhou 说明
自从本人在天涯发表《安亭事件记实》一文以来，有不少网友，希望笔者谈一下王洪文和耿金章在1967年8月4日血洗上柴联司的情况，不过自67年2月底以后，笔者结束了与上海市级许多造反英雄的联系。每天都老老实实在跃进电机厂上班，所知道的情况很不全面，只有听到看到一些，不是亲历的情况。现在根据当时听到和看到的一些资料，写成踏平联司一文，供网友们参考。
不屈的上柴联司
1967年入夏以后，上海有许多单位开始出现武斗，尤其是以东北角的第二军医大学和柴油机厂为最。二军大是属于军队管辖的，王洪文还不便插手，而柴油机厂是机电一局管的，王洪文就横加干涉，制造了一场规模空前的大武斗。
上海柴油机厂有两派，其中一派叫上柴联司，另一派叫东方红，两派都自称是真正的革命造反派，指责对方为正宗的保皇派。联司是厂里的多数派，其成员大多是厂里的低层工人。东方红是少数派，其成员多半是中层干部。两派在厂内经常武斗，而且愈争斗愈烈。斗到后来，联司凭借人多势众，把东方红全部驱逐出厂。离厂以后的东方红在社会上到处游说，影响很大。联司见此，觉得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舆论对自己非常不利。于是也派出大批人马，进行了针锋相对的舆论宣传。从此上海的许多大街小巷，特别是人民广场，每天晚上都有上柴两派的宣传大战。几天之内，几乎全上海的人们，都被吸引到他们的论战当中。
上海人也很快分为两派，有的人认为东方红比较有理，表示支持东方红；有人认为联司理直气壮，就表示坚决支持联司；几乎所有的上海人，都卷入了一个奇怪的漩涡，人们见面就要问你支东还是支联。支联的碰到支联的，马上就是握手，就是同志。如果观点相反，马上就是仇敌，立刻反唇相讥，接着就是两个人的论战，马上就会吸引许多人加入，就在马路上开展一场大论战。甚至有一对久别重逢的好朋友，见面时问对方，你是支东还是支联？回答的结果是一个支东，另一个却支联，于是两人就反目为仇，从此再也不去搭理对方。人们不但是口头上，而且还有行动，有些单位成立了支东站，也有更多的成立了支联站。当然也有在一个单位的门口，既挂着支东站、又挂着支联站的牌子。东方红虽然人数少，但因为是干部，能量却不小。他们的活动能力特别强，不知是通过什么门道，把路子通到了王洪文的办公室。当时的王洪文，的确也为上柴的两派斗争伤透脑筋。听了东方红代表的汇报，自然觉得东方红是自己的嫡系部队，而联司则是左道旁门，于是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铲除上柴的联司。
1967年8月4日早上，耿金章带领上海市的工总司、上体司、消革会和红三司等所组成的文攻武卫大军，围剿上柴厂的联司。这个耿金章，在一月革命时坚决与王洪文为敌，但蹲了两个月的牢房之后，总算是大彻大悟。知道王洪文是不能碰的，他在四清运动时就与张春桥拉上关系，张春桥和中央文革小组就是王的后台。因此他自出狱之后，就表示对王洪文感恩戴德，死心塌地的为其效劳。这次王洪文要砸烂联司，耿金章自然是充当马前先锋。再说耿金章快五十岁了，是市革会的常委，又是行伍出身，在军队里大概也担任过中下级军官，手下原二兵团系统兵多将广，叫他领兵打仗，正是人尽其用，也能使其他非工总司系统的造反派听从指挥。
我没有目睹这场在十年动乱中的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但听到过现场的人说，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耿金章首先用水陆两路包围上柴厂，截断联司的一切后路，再切断水源和电源，然后用二十五吨履带式大吊车在前面开路，大部队后面跟进，强行冲进柴油机厂。联司战士见大门被破，只好退守厂内的各幢大楼。他们把搂下的门窗关紧，在楼上的许多窗口，扔下各种砖头瓦片等杂物进行抵抗。耿金章一时无计可施，只好通过消革会调来救火车和云梯。用高压水龙头向窗内猛烈的射击之后，再把全副武装的战斗人员直接送进窗口。但是仍旧遭到联司的顽强抵抗，例如有一组坚守大楼的女战士，她们好几次被水枪冲倒又爬起，单薄的夏衣已经被水冲得七零八落，又与进来的敌人肉搏和扭打，几乎是弄得一丝不挂，但还是勇敢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女不敌男，一个个都被冲进来的文攻武卫抓获，反剪双手而被擒。有一个文攻武卫见她们几乎是赤条条的，顿时起了不良之心，假借擒拿之际对其中一个肆意轻薄。她虽已被擒，双手被另外两个人牢牢抓住，但仍旧趁其想入非非和忘其所以之际，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飞起一脚，直踢那汉下身。只见那大汉用双手捧住那个，疼痛得嗷嗷大叫，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同伴赶快上前救援，把消防车当作救护车，急送医院抢救。当人们送走车辆，回过头来再找那些战俘的时候，早已是跑得影踪全无，不知去向。
这场恶斗中，王洪文和耿金章究竟调动了多少人马？双方又死伤了多少战士？永远是上海人民心中的一个谜。人们只看见，被打得眼青鼻肿的联司大头头杨仲池，用粗麻绳反绑双手，押在敞篷汽车上游街。在他的头颈里还挂着一块牌子；上面非常醒目地写着：“斩！上柴联司坏头头杨仲池。”在杨仲池三个字的上面，还像煞有介事地用大号毛笔打了一个红色的大叉叉。
联司既灭，接下来是要解决全市的支联站。不过这用不到工总司的大头目亲自过问，各基层造反派中比较强的一方，早已闻风而动，把各自的对立面当作支联站砸得稀巴烂。这情况与一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有点相似，在上海市委倒台之前，造反和保守两派的观点清楚，经纬分明。后来市委既倒，保守分子摇身一变，也自称为正宗的造反派。这时的两派，已经不再是造反或保守观点的争论，而是一场比后台的竞赛，谁的后台硬，能与上一级的造反组织挂上钩，谁就是造反派，而对方则一定是保守派。砸联司以后的局势也是这样，原来支联的立即变成支东的，各基层中反应快、动作敏捷的一方立即指责对方为支联站，如果它的实力足够强大，就立刻把对方砸掉。
上柴联司虽然在组织上被彻底消灭，但人心未散，直到1976年粉碎四人帮，我还看到在市区的许多大马路上，又刷出了《上柴联司战士思念邓小平》等大幅标语！ 前一个东东的作者在描述中“主题先行”，以概念定场景∶
“张春桥在中央文革小组工作会议、接见造反群众代表、工总司头头碰面等场合，十几次讲到联司的问题。极其疯狂地诅骂联司是上海地区藏污纳垢的总垃圾场。
张春桥就这样反反复复，而且是无休无止，完全跳到了前台。声嘶力竭，唾沫飞溅。” 他见过张春桥极其疯狂吗？他见过张春桥声嘶力竭，唾沫飞溅吗？ “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化名狄克，同鲁迅穷打笔仗的张春桥。” 张春桥只写了一篇文章受到鲁迅的批评，这算是穷打笔仗吗？ “1967年7月22日，江青以中央文革小组的名义，慌慌忙忙地提出了“文攻武卫”的口号。” “文攻武卫”的口号是慌慌忙忙地提出的吗？ “又在8月3日带领几十万乌合之众形成合围。8月4日一早使用各种器械，发动猛攻滥击。最终使这场人民的起义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几十万乌合之众怎有如此大的力量能镇压这场人民的起义呢？ “后来“四人帮”刚刚被粉碎，消息还未公布于世，在南京路等闹市区，就已经出现署名联司的“我们期盼邓小平同志出来主持中央工作”类型的大幅标语。且时间不长，愤怒的联司余部剩众再也按捺不住积怨宿恨，狠狠地冲砸了张春桥的家。” 这是几月几号发生的事？是事实吗？ “1967年夏季，上柴联司高举着党旗和国旗，浴血抗击文攻武卫的野火狼烟。打响了把“四人帮”送上历史审判台的前哨战。” 当时举过党旗和国旗吗？ “我们还认识到，这一武斗题材的构成贯穿了党的四项基本原则的红线。突出了实事求是的思想灵魂。既表现了生活的本质，指出了前进的趋势，体现了哲理的深度；还歌颂了人民的理想——都希冀文化大革命快点停下来。” 作者是想把武斗题材用文艺形式表现出来，用以歌颂了人民的理想——都希冀文化大革命快点停下来。可不幸的是武斗正是反映了当时参与革命运动中一部分人的劣根性，是民族狭隘心态的动作表现，也是个人野心的暴露，决不是什么以革命对付反革命的行为，武斗是打着革命的旗号来打击异己者。 后一个东东的作者也是亲历者，但他自言1967年2月后即老老实实在跃进电机厂上班，那么他的有关“八四”的回忆只是听说，那更不好说了。 “我没有目睹这场在十年动乱中的上海最大规模的一次武斗，但听到过现场的人说，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战争。” “有一组坚守大楼的女战士，她们好几次被水枪冲倒又爬起，单薄的夏衣已经被水冲得七零八落，又与进来的敌人肉搏和扭打，几乎是弄得一丝不挂，但还是勇敢的战斗。因为寡不敌众、女不敌男，一个个都被冲进来的文攻武卫抓获，反剪双手而被擒。有一个文攻武卫见她们几乎是赤条条的，顿时起了不良之心，假借擒拿之际对其中一个肆意轻薄。她虽已被擒，双手被另外两个人牢牢抓住，但仍旧趁其想入非非和忘其所以之际，用尽全身的力气突然飞起一脚，直踢那汉下身。只见那大汉用双手捧住那个，疼痛得嗷嗷大叫，倒在地上连连打滚。同伴赶快上前救援，把消防车当作救护车，急送医院抢救。当人们送走车辆，回过头来再找那些战俘的时候，早已是跑得影踪全无，不知去向。” 这是在说事实还是在弄堂里讲故事呢？ “各基层造反派中比较强的一方，早已闻风而动，把各自的对立面当作支联站砸得稀巴烂。这情况与一月革命前后的一段时间有点相似，在上海市委倒台之前，造反和保守两派的观点清楚，经纬分明。后来市委既倒，保守分子摇身一变，也自称为正宗的造反派。这时的两派，已经不再是造反或保守观点的争论，而是一场比后台的竞赛，谁的后台硬，能与上一级的造反组织挂上钩，谁就是造反派，而对方则一定是保守派。砸联司以后的局势也是这样，原来支联的立即变成支东的，各基层中反应快、动作敏捷的一方立即指责对方为支联站，如果它的实力足够强大，就立刻把对方砸掉。” “支联站”就是“支联站”，他能马上成为“反支联站”吗？那么容易在工总司的眼皮底下蒙混过去？ 由此可见，否定文革是一回事，认真总结文革的教训又是一回事！靠奇怪的故事来评论文革，效果只能是心态不变，手法依旧，重蹈文革的复辙！ |
作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