戏曲界的前辈刘厚生是做过雪声剧团的剧务部主任的，他对南薇和韩义及袁雪芬是很熟悉的。五年前他在《文汇报》上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越剧的功臣∶南薇和韩义》，把“两位先贤请出来同大家见见面” ，并指出“他们是不应该被遗忘的人”。刘厚生先生在介绍了南薇和韩义的事迹后，认为他们是“投入最早、成就最高、影响最大的代表人物，他们的功勋应该铭记在一代代越剧人的心中”。
同时，刘厚生先生也对南薇和韩义后来又都遭遇坎坷，成为悲剧人物而感到无奈，表示“压扁了这两个人，越剧少了几个可能出现的好戏”。
刘厚生先生是五十年代的越剧见证人，他对当时整南薇、韩义是这样认为的∶“我感到他们都倾向进步，欢呼解放，接受党的领导。但他们又是两个地地道道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们艺术经验丰富，但艺术思想模糊；他们生活态度严肃，但又自由散漫；他们尊重党的领导，却又自视甚高；他们懂得必须团结，却又常常闹矛盾。50年代，正是知识分子改造雷厉风行时期，而那时的改造运动，大都急于求成，方法简单。虽说应当说服，但常以政权力量指令改造。终是“我说你服，非服不可”。其结果或是诚心接受改造，实际上不可能彻底，或是抵触改造，矛盾激化。南薇、韩义不幸成为后者。50年代的文艺整风等运动中，他们自然成为批判对象。韩义心直口快，为人直率，曾自嘲说，你们都改造成为无产阶级了，留我们两个小资产阶级点缀点缀不好吗。这种情绪，当然使得他们难以受到重用，到了50年代后半期，当上海有十几个越剧团被动员支援外地时，韩义不得不随剧团去了西安，南薇更是随妻子的剧团远赴宁夏。接着，韩义被打成右派，境遇凄惨。南薇离开剧团单干，到处漂泊。“文化大革命”时他们当然更是在劫难逃，但他们在逆境中还在为越剧工作。编过戏，导过戏，但是在不断挨整的境遇中如何能创造出好戏？粉碎“四人帮”之后他们虽然都恢复了名誉，先后回到上海，得到袁雪芬的帮助，上海越剧院接受了他们，给了温暖，但都已年届六十，精神衰颓了，才华磨尽了，再也没有年轻时的英气。南薇于1989年早逝，韩义还为越剧院编导过戏，写过电视连续剧，也是强弩之末了。”
之所以要引老先生那么长的一段话，是为了要明白当时发生了什么事让这两位功臣离开了上海越剧院，我查了一下当时华东戏曲研究院的一本文件资料汇编，内有三段文字提到南薇、韩义这件事，文不长，也引来一看∶
华东戏曲研究院秘书长伊兵在华东戏曲研究院四年来的工作总结中说∶
四年来由于院部领导上政治修养、艺术修养差，思想水平低，存在着自由主义的庸俗作风，加上经验不足，任务重、摊子大，因此曾经造成了很多错误缺点∶第一，思想领导薄弱，掌握政策不稳，表现在对知识分子和演员的团结教育工作上左右摇摆，对资产阶级思想作风的斗争表现软弱无力，存在着严重的右倾情绪。如南薇、韩义问题的拖延不处理，造成内部团结上和业务工作上的重大损失，对主要演员团结多教育少，因此长期不能很好的团结改造他们。院内批评与自我批评不开展、上下通气不够，发现问题拖延不决，计划性差，事务忙乱，组织上的官僚主义、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在新三反后虽有改进，但还严重存在。（见29页）
华东戏曲研究院编审室主任陶雄在编审室工作总结中说∶
（十）南薇参加工作近两年，但未正规地到院办过一天公，也没有正当地在组织领导下执行和完成过一件工作任务，却一直忠实地在为大公滑稽剧团服务，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始终无效。一九五三年的总路线学习和一九五四年春节慰问解放军，都曾动员他参加，但都遭到了他的拒绝。他长期拿着高额工资，不作一件工作，在地方戏组总结时却全部否定了别人的工作。总结中，他辱骂各级领导，并公然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思想。对于这样一个严重违反组织纪律的人，必须采取比过去更为有效、更加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因此，我们正在提请领导予以彻底处理。（57页）
华东戏曲研究院艺术室主任吴琛在艺术室工作总结中说∶
（4）组织性纪律性的松弛，个别干部有违法乱纪现象存在，是在我室导演组表现得特别突出。自由散漫的作风长期不能克服，小组生活不健全，不严格遵守办公制度，同志间只有庸俗腐朽的一团和气而缺乏正常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组长只感到难于领导而思想上不愿担任组长，不从积极的如何对组内同志政治上、业务上关心帮助着手做好组的领导工作。组内个别同志如韩义同志已发展到违法乱纪的严重地步。韩义同志曾有很长一个时期不来院办公，在艺术创作上不接受领导，拒绝领导上分配的光荣的劳军任务，两年来始终公开或秘密地在外兼职而不接受批评拒绝改正，存在着严重的资产阶级“唯利是图” 的丑恶思想。始终不参加任何政治学习，利用文艺理论学习小组发言攻击谩骂领导。总结时利用对院领导提意见的机会进行挑拨离间、污蔑领导和反领导的活动。狂傲自大以越剧“保姆”自居，要“保卫”越剧，对院的工作成绩及党的正确领导采取全盘否定的资产阶级虚无主义的态度，把党的事业看成少数人的私产，企图篡夺党的事业的领导权。在这次室的总结会上对同志们所提出的诚恳尖锐的批评一方面含糊其词表示“都对”，一方面仍坚持自已错误的虚无主义看法，表示要与“道德品质恶劣的领导”继续斗争。全室同志一致严肃的表示对韩义的思想作风已不能容忍，一致建议领导必须重视韩义思想问题的严重性，应采取有效的方法，明辨是非，予以严肃的处理，以整饬院的纪律。并通过批判韩义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思想，展开思想斗争，教育全体同志划清思想界线。
伊兵是用检讨的口吻对没有及时处理南薇、韩义问题表示了自己的态度，而陶雄和吴琛则列举批判对象的错误，要求上级予以处理。在当时，指责别人有资产阶级思想并进行斗争是很正当的理由。
南薇、韩义两人“长期不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办公，一直忠实地在为大公滑稽剧团服务”，这其中有没有和什么人有过约定？现在还没有明显的文字证据。但南薇、韩义在1953年前未进华东戏曲研究院时，是各有其工作的。南薇是在一个叫上海越剧实验剧团当团长，这个剧团是1951年8月由原东山越艺社中有些人未进华东越剧实验剧团而成立的，当时的剧务部主任是蓝流。而那时韩义则在云华越剧团当编导，编导《水晶宫》等剧。
1952年南薇与韩义、朱铿等加盟大公滑稽剧团，组成剧务部，编导了《活捉》、《两夫妻》、《打得好》和《一贯道害人》等。这时的南薇与韩义等在大公滑稽剧团做出了让团长杨华生难忘的业绩，可以说是改造了当时的滑稽界，杨华生说∶“废除了手工业方式的“幕表制”，建立了正规的排演制度，先有定字定句的剧本，然后再排戏。通过南薇等同志的努力，使我们剧团逐步正规化，剧种也因而从“雏型期”逐步转向“成熟期”。
而1953年南薇、韩义进华东戏曲研究院，当时是由袁雪芬引进的，据有关材料说∶袁雪芬引进南薇、韩义后，是为了要他们排演《洛神》。
作为从雪声剧团即开始合作从事“新越剧”工作的老朋友，袁雪芬心中是明白南薇、韩义的作用的，所以两人进华东戏曲研究院，三人之间应是有过一些约定的，这些约定当然不可能拿到华东戏曲研究院的台面上去，但袁雪芬作为华东戏曲研究院副院长，肯定在内部与院长周信芳、秘书长伊兵有过沟通，为了用人才，在某些方面宽松些也是允许的，这就是当时为什么南薇、韩义可以长期不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办公，两年中竟无人出面管理的原因。
而陶雄说南薇“未正规地到院办过一天公”，也是有矛盾之处，因为他后来又说“在地方戏组总结时却全部否定了别人的工作”，可见南薇还是在地方戏组参加过总结工作的。还有说“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始终无效”，可见南薇还是“屡次”去华东戏曲研究院听从“组织领导屡次教育帮助”的，总不是组织领导屡次上门去南薇家“教育帮助”吧。
当然，1953年的一些约定到1955年是有变化的，到了要把南薇、韩义当华东戏曲研究院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来处理时，约定是肯定不算数了，整顿“组织性纪律性的松弛”，以此来表示领导的态度是很重要了，据有关材料说∶袁雪芬当时是为南薇、韩义辩护过的，在袁雪芬的日记中有辩护的内容，这在文革时期也是袁雪芬的罪行之一。
但袁雪芬后来应该是被秘书长伊兵说服了，这也有证据。在徐进写的“大事记”中说∶“1955年，对袁雪芬的爪牙南薇、韩义展开斗争，袁后来歪曲为“伊兵说，是南薇和党争夺袁雪芬。”所谓“歪曲”只是别人的理解，这也应是袁雪芬在无法保住南薇、韩义后只能把“伊兵说”作一种解释。
也据有关材料说（应是据袁雪芬日记中记载）∶
1961年，袁雪芬常叫南薇到家里密谈。
1964年南薇到袁雪芬家里，请袁安排工作，袁十分同情，叫他去找田汉。
可见，袁雪芬那时还是对老朋友有好感的，当然，在1976年以后，袁雪芬还帮忙把南薇、韩义接回上海越剧院，让两人有个退休养老的良好环境，更是弥补了当初保护不力的内疚。
1955年发生在南薇、韩义身上的事，反映了当时的社会大势，也反映了一个单位中的各色人等在不同游戏规则的运作中产生的不同命运，正像刘厚生老先生在反思此事后所说∶“对南薇、韩义他们能够一分为二，多些尊重，多些宽容，多些耐心，更科学地帮助他们在艺术实践里逐渐体认到自己的某些不足——他们当然有各种缺点和错误，他们肯定能创造出思想上艺术上超越过去的新的成就。那将不仅是他们本人的收获，更是越剧的财富。”
正因为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有些人和事的命运也改变了，越剧院的蹉跎不说，袁雪芬在一段时间中也并不顺心，一些她想做的事没有做，我们在一些材料中看到袁雪芬的手迹，也为她的命运而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