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跟朋友笑侃：在中国大陆的戏曲界，最受重视最具个人品牌效应的，北是梅兰芳，南边恐怕当属红线女了。简单一证： 2004年北京投资2亿重建了梅兰芳大剧院。而红线女艺术中心早在1998年已在广州落成。上海这座大码头，虽有上海大剧院和东方艺术中心，但缺乏具有鲜明个性特征的文化品牌。

生活在上海，接触粤剧的机会并不多。初次见识一代粤伶红线女的舞台艺术，还得推算到文革以后70年代末期。当时家里用外汇券购买了台9寸黑白电视机，作为我这样现已人到中年的一代人来说，那时的电视机绝对是稀罕的奢侈品。只要电视里出现任何影像，不管看得懂看不懂，只顾一刻不眨眼地盯着它。我就是通过这台小小的，比我现在的电脑显示屏小得多的9寸电视机，有幸观赏到一批当时重返舞台的戏曲艺术家们最颠峰时期的演出，其中就有红线女的舞台本《搜书院》。当时听不懂广东话，却仍然被她的《柴房自叹》深深感动。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习惯倾向，当被某一事物吸引时，便会更留意它的动向，想多了解它。俺开始陆续查找有关红线女的资料。

我一直有种感觉，相比红线女，我们越剧、沪剧、锡剧等江南一带的戏曲名家的个人艺术总结以及经历的生活磨砺的文献资料还是相对太少，太不完整。有些已出版的个人传记等，入笔的着眼点、角度及格局都有不少局限。基本都是一个论调，一种倾向，改名换姓一下，把甲按在乙或丙身上也通行。鉴于国内出版制度和舆论导向的限定与高压，我们无法将国际上一些艺术家的传记著作里出色而深刻的撰写水准来衡量并要求国内此类著作似乎也情由可原。只是，暂且撇开艺术家们文献的史料价值不论，单是对读者和观众无法全面客观地、尊重事实地了解、解读他们的艺术上成就，并从他们身上领略到人性的复杂、丰富的思想以及灵魂的光辉等，也是个损失。长此以往，读者及观众也就习惯井底观天，将自己哺育成符合大政方针下的一代新愚民。这不是叹几声‘遗憾’所能弥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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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线女手札:

赵丹之女-----舞蹈家赵青手札.

八卦一下：红线女个人的情感经历也是值得解读，其中就有她与赵丹的一段情缘。通过她的儿子马鼎盛所著的《朦胧的年代》，及赵丹之女赵青所著的〈我和爹爹赵丹〉，作为旁观者，对比地阅读，可以看到两家儿女对待父母情感上的各自认识、心理感受及所持态度。尤其是马鼎盛在书中描述的一段章节：作为儿子，当年他目睹一些异性总想接近红线女，他便故意借做作业磨蹭到很晚仍坚守在母亲身边。这让我想到我有一熟识的女同学，离婚已半年多了，读初三的儿子本来与前夫生活着，却突然提出要与母亲同住。宁可每天提早一个半小时挤车去本来只要5分钟路程的学校上课，放学再原路返回，并且每天时不时发短信追踪母亲的动向。2个月下来，孩子身心疲乏，学习成绩也下降不少。我那女同学爱子心切，又无计可施。来向我求助：“这孩子怎么了？到底在想些什么呀！”。我这人是无能力且主观上也不愿插手别人的家务事，唯一能提供帮助的，只是推荐她看了这本〈朦胧的年代〉。女同学阅后，道：“有史为鉴！明星也是老百姓。”